鲁迅原本打算做一名医生。他选择从医,是缘于这样的考虑——“我的梦很美满,预备卒业回来,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,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,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。”鲁迅选择从医,于私于公都是合情合理的,而且明显的是公大于私。
但是留学日本期间所经历的 “电影事件”,却使他改变了从医的初衷——“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的事”,“凡是愚弱的国民,即使体格如何健全,如何茁壮,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大众的材料和看客”。从“电影事件”中,鲁迅认识到了中国国民精神愚弱的严重和可怕。如果不去努力改变这种状况,促进国民的精神健康,中华民族便不能站立并强大起来。所以鲁迅断然决定——“我们的第一要著,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,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,我那时认为当然要推文艺,于是提倡文艺运动了。”
这就是鲁迅当年毅然决然 “弃医从文”的思想原因。从鲁迅的择业来看,他绝不是像一般青年人那样的心血来潮、随心所欲;他是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这个抉择。它建立在国家与民族未来的生存与发展这一高度上。这正是鲁迅为人所敬佩与令人感动的地方,也是鲁迅的伟大与崇高之所在。